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表示。他提交有关提案，呼吁加快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抓紧出台《西部开发法》。

    巩富文认为，开发落后地区，谋求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地区间协调，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借鉴其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适时地制定有关法律,以法律手段规范、保障、推进开发活动顺利进行。如，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德国制定了《联邦空间布局法》。

    “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这在客观上就要求统一规划、部署、协调、组织这一跨世纪的系统工程。而所有的规划、方针、政策,都必须用法律的稳定性和强制力来保障，才能调动全社会通力合作和几代人不懈努力，才能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序推进。”巩富文表示。

    西部地区如何加快缩小与东中部的差距？巩富文认为，首先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这应当是贯穿《西部开发法》始终的指导思想。“西部大开发要走政府主导型发展道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统一规划,精心组织，综合开发，协调管理，形成全面推进的新格局。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法律所特有的权威性、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加以促进和保障。”

    《西部开发法》应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巩富文在提案中给出了建议：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继承传统优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坚持全面规划与重点开发相统一；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同步；坚持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

    巩富文建议，要依法确定西部大开发的地位，赋予中央政府向西部倾斜的权力，以及西部、东部的职责。在他看来，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包括：依法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依法调整国家投资整体布局，实现投资重点向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资源开发倾斜，支持西部优势、特色产业，并尽快出台促进和保障投资的法律法规；逐步实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依法对西部在金融资本监管、投融资、货币调控、差别利率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倾斜政策；依法采取优惠的区位和产业发展政策，培育新的增长点等。

    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主要职责有：依法加快地方经济立法；依法推动西部重点领域改革；依法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依法调整西部产业布局；依法用足用好中央倾斜政策和地方优惠政策。

    东部地区也应在西部大开发中担负一定的职责。“如，依法规避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东西部经济联合与合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东部企业西进，扶持西部企业东进，对口支持，互利互惠等。”

    （作者：张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