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重大专项这篇“大”文章

——全国政协“在重点领域加快启动新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双周协商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 吕巍

　　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重大专项）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实施16个重大专项，其中民口10个重大专项，自2007年启动实施以来，广大科研人员砥砺前行，已奋战了十四个年头。

　　十四年来，作为迄今为止我国最重大的战略性科技任务，重大专项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凝聚科技界、产业界的优势力量集中攻关，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充分彰显了自主创新的中国力量。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在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战略领域建立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着眼于国家战略目标，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重点领域加快启动和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已成为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5月14日，全国政协召开“在重点领域加快启动新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部委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开启了一场关乎重大专项“新走向”的大讨论，为做好重大专项这篇“大”文章汇聚智慧和力量。而一个月之前，为了解重大专项的实施情况和重点领域急需紧迫的问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和九三学社中央已经分赴吉林、湖南和浙江、上海、广东，开展了深入扎实的专题调研。

　　■ 破解“卡脖子”问题的有力抓手

　　重大专项走过了十四年，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有哪些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不同领域的委员们有着相同的感受。

　　“去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了病原鉴定、序列测定和病毒分离，并及时与世界分享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在此基础上，快速研制出了检测试剂产品，联合研制出全球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灭活新冠病毒疫苗，为我国战胜疫情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支撑。这些成果是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实施十年来，我国传染病防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的具体体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表示。

　　“集成电路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领域。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以前‘缺芯少魂’的问题十分突出，与国外相比存在巨大鸿沟，导致我国信息化建设对外的依存度过高，进而反过来制约了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重大专项，核心器件关键技术与国外差距比专项启动前大大缩短，对提升全行业发展的自信心、助力中国在核心技术上的赶超和跨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周玉梅坦言。

　　的确，多年来，重大专项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在关键核心领域抢占了制高点，提供了新动能，开辟了新的产业发展方向，提升了我国科技和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卡脖子”问题。用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健林的话说，重大专项已经成为科技领域的一面旗帜，成为吸引社会资源的金字招牌。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更是直言，重大专项是解决诸多“卡脖子”问题的有力抓手，是治好科技工作者“心病”的一剂“特效药”。此外，重大专项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全产业链创新，实现了出成果、有产品、能应用，还通过专项实施，聚集了一批产业中坚力量，培养和引进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关于人才问题，刘忠范说，重大专项也好，其他科学研究也好，都不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必须全方位深化科技开放合作，而人才合作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迎难而上，制定更为积极的全球人才战略，大幅度扩充人才蓄水池，实施更加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

　　刘忠范提出关注重点对象按“先亚后欧，先东（欧）后西（欧），华（华人）夷（非华裔）并进”稳步推进的想法。建议以新的人才计划，吸引大批外国青年学者和华人学者来华归华工作。

　　建立全产业链创新的思维也是必须总结的重大专项的成功经验。

　　委员们认为，重大专项一定要有重大战略性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一定要让专项成果在市场上打拼。必须用全产业链的思维，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建立“顶层目标牵引、重大任务带动、基础能力支撑”的科技组织模式。依托创新型企业布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引领技术开发投入。从科技创新的源头解决首创产品的应用推广问题，确保战略领域技术自主可控。

　　■围绕重点领域 解决重大问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也正因此，尽快布局和启动重大专项事关重大。

　　领域和项目该如何遴选？

　　袁志明建议加快启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重大专项。“这不仅可以提高我国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促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同时也能为国内社会经济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他建议不断完善科研、疾病预防和临床救治机构协同创新，持续开展预警预报和风险评估，发展新发传染病检测技术、抗病药品与疫苗，建立传染病防控技术、药物和疫苗国家储备。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王松灵认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应在已有基础上，将慢病防控纳入重大专项并加快推进。系统开展慢病发生发展机制和诊疗方法研究，构建新的慢病防控体系。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曲伟看来，超级计算机是全球科技制高点之一，也是“国之重器”。“我国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曾多次夺冠，但是在航空航天等高科技行业，超算的运用却受到很多限制，主要原因是超算软件的发展滞后，因此，应尽快启动超算软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周玉梅关注的是集成电路的发展问题。她提出若要保证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域实现赶超、保证高端芯片不被“卡脖子”，就必须尽快启动新一轮的集成电路领域重大专项，并对重大科技专项的评估和“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的启动同步进行。“对重大专项涉及的基础、技术问题，要同步部署研发投入，涉及的技术成果要引导地方政府联动承接。只有这样才能够让重大专项发挥出更好的带动作用，实现全产业链升级。”周玉梅说。

　　在广东开展科技创新实践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宇亮看到了广州知识城、“中国纳米谷”等区域创新平台对重大专项取得突破、成果转化所发挥的重大的支撑和促进作用。他建议按照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布局，尽快在新材料等领域启动重大专项，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大平台”，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双循环”战略节点。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苏省副主委、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提出增设工业软件重大专项或将其纳入核高基专项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主任闵庆文呼吁尽快启动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并加入草种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邹磊建议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尽早布局实施能源领域重大专项，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双碳”目标……从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到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从军民两用技术到国防技术，委员们着眼于提高综合国力和确保国家安全，共商科技发展布局，旨在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重大专项的组织实施。

　　■ 向管理要效率

　　每个重大专项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谋篇布局”之后，还涉及项目立项、预算评审、经费拨付、绩效评估和验收等多个管理环节，如果相关管理机制和制度不完善，势必会造成由管理效率低下引发的研发效率下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广东省副主委、广东省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建议进一步探索重大专项管理模式，建立项目遴选和组织新机制、建立以“放、管、服”为核心的重大专项管理机制和有利于重大专项成果产业化的制度机制。

　　“要坚决废除论资排辈，推动技术总师负责制；部分专项探索可采用‘红军’‘蓝军’竞争机制，同时从不同路径寻找最优解决方案；重大专项成果要更加以市场适用性为导向，建立用户考核产品、下游考核上游、整机考核部件的结果导向型考核机制，避免仅依靠技术指标和产品样机就完成验收。”

　　王东认为，应相信顶尖科学家的判断，将项目管理权和经费使用权真正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和帅才科学家，扩大重大专项方案调整、经费使用调整的自主权，对科研经费的审计标准要有别于其他财政经费的审计标准，从“管理科研”向“服务科研”转变。加强关键节点的考核评价，确保项目“放得出、拢得住”。

　　这一点与刘忠范的观点不谋而合。

　　“设定不能触碰的‘红线’后，经费使用应大胆放权，同时大幅减少行政主导的过程评估，改变‘盯着母鸡下蛋’的现行评价机制。同时，还应破除‘一切向钱看’的过度市场化和碎片化激励机制，实行薪酬包干制，不与帽子、成果、经费等挂钩。倡导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心躁动起来想做事，让更多的人安静下来能做事。”刘忠范说。

　　在王东看来，重大专项成果的多渠道转化，需要“管事的”部门和“管人的”部门共同推动科研人员职务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相关政策真正落地，制定经费投入、使用、成果转化尽职免责负面清单和容错机制。此外，地方政府也必须为重大专项产业化落地提供政策服务和保障。

　　除了科研人员，充分调动企业的科技创新力量也是委员们强调的重点。

　　邹磊建议支持中央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或技术创新联盟，承担重大专项并参与重大专项相关计划编制。优化项目申报审批程序，增加中央企业参与定向支持项目的比例。加强科技、产业以及财税、金融等政策协同，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在中央企业落地应用。

　　刘忠范提出在重大专项下设“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企业开展市场牵引的技术研发工作，填补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化产品的巨大鸿沟。